蜀
相对于魏国的气吞万里如虎，蜀国对治下少数民族的管辖则艰涩许多。
公元年，刘备在与东吴争夺荆州的战争中，大败于夷陵。刘备在归国的途中病死，刘禅即位。蜀国南中地区的少数民族首领和一些地方官员，见蜀国政局不稳，军力大损，随之野心膨胀，先后发动叛乱。
南中地区，在当时指的是蜀国的南部四郡，分别是：越嶲郡，郡治在邛都，今四川西昌；益州郡，郡治在味县，今云南曲靖；永昌郡，群治在今云南保山，辖地包括今云南西南部和缅甸北部、东部的一部分；牂牁郡，郡治在今贵州贵阳。这里是蜀国的大后方，对土地、人口窘迫的蜀国来说，至关重要。后来四郡中共有三郡发生叛乱，并且叛乱初期，还得到了东吴的配合。面对东面吴国得胜之师虎视眈眈，北面强魏压境，蜀国遇到了严重的生存危机。
最先发难的是益州郡大姓首领雍闿，他杀掉蜀国益州太守，又把继任的太守绑起来送给东吴。东吴封雍闿为永昌太守，并为益州郡太守拟定了吴国人选。雍闿带兵到永昌郡治后，该地官员吕凯等人率军民拒不交出城池。雍闿见攻城不下，只得阻隔永昌郡与蜀地的联系。他还怂恿南夷首领孟获加入叛军，并编造蜀国政府欲欺压夷人的谎言，让孟获散布到南夷中间。南夷人于是大都加入叛乱。越嶲叟人首领高定，响应雍闿，杀郡中将领，自立为王，还北攻犍为郡。由于牂牁郡也是政局不稳，蜀国政府派人到那里调查情况。牂牁太守朱褒杀掉蜀国政府派来的人员，也加入了叛乱。
在这个多事之秋，诸葛亮所面临的严峻形势和所承受的心理压力可想而知。他一下子也动员不了那么多的兵力、筹集不了那么多的物资来平息叛乱；对于魏国和吴国是不是会乘人之危，心里也没有把握。但诸葛亮还是采取了一连串的行动，来应对这次危机。他和属下官员，安定军心民心，命军队严守关隘，百姓照常生产；编练军队，积蓄物资；让与雍闿有交情的官员给他写信，劝说雍闿结束与政府的敌对行为；还派邓芝出使东吴，游说孙权不要再支持南中叛乱。经过一年多的紧张工作，蜀国内地秩序渐趋安定，军队员额和物资储备都有增长。虽然雍闿还是冥顽不化，但是孙权经反复权衡，从吴国的长远利益出发，断绝了对雍闿的支持。
公元年春，诸葛亮亲自领军，誓师南征。行前，他留下大将赵云、魏延等镇守北部和东部要地，他的重要助手马谡也被安排处理内部军政事务，没有随军。南征队伍中只有李恢、马忠等二流及以下将领。没有办法，蜀国的国力和军力在那里摆着，使用起来总是捉襟见肘。
马谡为诸葛亮送行，一直走出去几十里路。他向诸葛亮谏言，对待南中夷人，应“攻心为上，攻城为下，心战为上，兵战为下”。诸葛亮予以采纳的同时，还有更为深远的谋划。
南征大军分为三路，西路主力，由诸葛亮率领，进击越嶲郡高定所部；李恢军为中路，自平夷（今贵州毕节）出兵，直插益州南夷大本营；马忠军攻打牂牁郡朱褒所部。
三路人马进军的途中，叛军内部生际，雍闿被高定的部下火并掉。牂牁郡朱褒那里有战斗力的部队不多，很快被马忠所部打败。李恢长驱进击太远，深入到南夷聚集地昆明，被成倍的敌人包围。李恢处乱不惊，他向南夷人谎称自己与蜀国地方官有矛盾，回不了北方，想与他们一起谋反。因李恢是当地人，南夷人竟一时相信了他的话，放松了对他的包围。李恢见机突然带兵冲杀而出，南夷人陷入混乱，大败溃逃。之后李恢军迅速扩大在益州的统治范围，与马忠军收复的牂牁郡土地相连。由于孟获并没有带兵与叛军高定所部汇合，高定此时已经陷入孤立。他敌不过诸葛亮指挥下的蜀军主力，在接连的败退中被蜀军诛杀。蜀军三路人马直指收编了雍闿部众的南夷首领孟获。
之后的历史大家都耳熟能详了。孟获被诸葛亮七擒七纵后，诚心归服。诸葛亮的政治才干是高于军事才干的。他在平定南中后，采取了多项措施，以图巩固蜀汉统治、加强夷汉融合和推动生产发展：
一、分南中四郡为六郡。除不是南中人士的马忠，已经被任命为牂牁郡太守外，其余各郡主要官员都由当地人担任。其中就包括李恢和吕凯等人。
二、委任孟获等夷人首领在蜀国政府为官，孟获出任御史中丞。
三、将蜀军撤出南中，取信于南夷。
四、迁移当地一万多户战后失业的少数民族军人家庭，到蜀国内地居住，把这些善于山地作战的军人分为五部，编入蜀军队伍，是为“飞军”。
五、令南中汉族豪强，出钱雇佣南夷青壮为自己的部卒，如此，汉族豪强可获取官位，并可世袭。
六、因南夷多居于山林，生产生活方式原始，派人教其利用丘陵、坡地进行农耕或种茶，向他们传授纺织技术，组织他们采矿冶炼等。
以上措施，对于战后治理南中地区和巩固蜀汉的统治，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取得了“纲纪粗安”、“彝汉粗安”的效果，也为诸葛亮以后的北伐提供了大量的人力和物力支持。特别是诸葛亮组织人员向当地少数民族传授生产技术的举措，大大改善了这些少数民族的经济生活水平。诸葛亮因此受到我国西南乃至缅甸多个少数民族的景仰和怀念。当地建有很多纪念诸葛亮的庙社，香火不绝。《洞溪纤志》中记载：“苗祀神，多书‘孔明天子’之位。”章太炎《思葛篇》中说：“云南、缅甸俚人，皆截发以为三撮，中撮以表武侯（诸葛亮），左右以表父母。每饮茶，必举杯至额，以示祭报。其能汉语者，至称武侯为诸葛老爹。”在增强西南少数民族的向心力和凝聚力方面，诸葛亮可谓居功至伟。
不过，一些西南夷首领出于自己的私利，常利用当地部分官吏的为政失当行为，煽动民众起事造反。蜀国因为主要精力集中于北伐上，西南夷地区的局势并不是十分稳定。例如，吕凯被任命为新设的云南太守后，还未到任，就被害于南夷人之手；公元年，《出师表》中被诸葛亮认为能堪大任的向庞，战死于平定西夷羌人的军事行动中。
另外，在蜀魏交界的边境西段，羌、氐、胡人支系繁多，在争取他们内属方面，蜀国还大大逊于魏国。大量羌、氐、胡人选择了接受魏国的招抚，当然，这与魏国的强盛国力是分不开的。无论当时的边疆各族内附于三国中的哪一个，都加速了与民族间的融合。
吴
东吴政权处理国内的民族关系问题，反映在两个方面，一个是剿抚山越人；一个是平定交趾越人土著叛乱。此外，东吴时首开我国经略台湾的先河，还首次与海外发生官方联系。
孙权的当政时间为53年，占东吴四代国主当政时间的三分之二，是吴国从雏形到鼎盛的时期。吴国发生的许多重大历史事件，自然会发生在孙权统治时期。孙权对外隐忍持重，伺机而动，堪称一名优秀的政治家和军事家，曹操也曾有“生子当如孙仲谋”之叹。但在对待少数民族问题上，他却生硬而没有长远规划。
吴国和蜀国一样，面临着人口资源短缺的困扰。二百多万的总人口，要养活二十多万人的军队，加上官吏和皇室贵族花费，着实吃力。于是孙权把目光放到了境内山越人上。
山越，在三国时已不是纯粹的少数民族的称谓，它是指当时生活在今苏、浙、皖、赣边界山地的汉族和各少数民族的泛称。他们久居山林，过着自给自足的生活，尤其东汉末期的战乱，使得这一地区变成了无政府的天堂。随着吴国政权的逐渐稳固，政府的影响和压力也就随之而来。山越人不适应，在一些酋豪的鼓动下，经常发动暴乱。他们少则数百人，多则万人以上，牵扯了吴国很大的精力。吴国名将如陆逊、诸葛恪等，都曾出现在平定山越的战场上。孙权因国内经济和政治需要，对山越实行两种政策：一是强制他们出山垦荒，以纳赋税，并把其中的大部分人赐予大族，作为佃户；二是从中征募青壮年，加入吴军。由于这两种政策的出发点和目的，不是在经济上使山越人的生活得到更大改善，政治上使他们获得的好处也很有限，因此山越人虽逐渐被削弱，但仍不时暴乱起事。最终的结果，还是吴国政权占了上风，山越人加入吴国军队的人数不下十万，占了军队总人数的三分之一还多。这与吴国厚待军人的政策应该有关。
公元年，吴国交州地区少数民族发生骚乱，史载“交部骚动”。这一时期的交州包括苍梧郡、交趾郡和九真郡等地，地理范围在今广西南部、广东雷州半岛和越南中北部（此时东汉日南郡的大部：象林县，已于公元年被当地占族人攫取，建立林邑国）。孙权派陆胤为交州刺史，率八千余人的军队进驻交州。陆胤先以恩信招抚了制造动乱的首领，又以武力平定了九真土著越人的叛乱。越南封建时期的编年体通史《大越史记全书》，援引我国《交趾志》中所说，这次在九真郡发动叛乱的是一个名为赵妪的女子。该《全书》称她：“聚众攻掠郡县。（陆）胤平之。”据《晋书》记载，东吴末年，在国势日下的情况下，交州刺史陶璜还奋力讨平交趾和九真郡边境的夷僚人。吴国因此在当地新置三郡。西晋建立后，继续任用陶璜管理当地，并赐爵为侯。陶璜善谋好施，深得民心。《大越史记全书》称他：“威惠素著，为殊俗所慕”，肯定了他的政绩。陶璜去世后，以至于“举州号哭，如丧慈亲。”（《晋书》）
受困于人口短缺，孙权于称帝后的第二年，即公元年，派将军卫温和诸葛直率甲士万人，渡海前往民间传说的夷洲和亶（dǎn）洲，以求兵源。特别是亶洲，民间有长者说秦朝时徐福带童男童女数千入海求仙，到达了一个海中大岛，就是亶洲。现在上面有人口数万户，偶尔还有人到东吴会稽郡交易布匹；会稽郡也有人出海时遇台风飘流到亶洲。孙权组织这次行动的目的，按照《三国志》中所说为“浮海求夷洲及亶洲”。这个“求”字值得细细研读。此后的事态发展证明，“求夷洲及亶洲”，意为发现、取得二洲。当然，孙权的现实目的还是掳掠当地人口。由于相距遥远，卫温和诸葛直率兵最终没有找到亶洲，他们到了夷洲，在那里驻扎了一年左右的时间。夷洲以山地为主，居民尚处于原始渔猎的生活状态中，因此粮食问题和气候因素，都对东吴的将士产生了极大的考验。一年后，他们在那里因病而死的竟占十之八、九，最后实在无法坚持了，就带领掳来的数千人返回了东吴。孙权对二将远远没有完成他的计划并损失这么巨大的兵力，甚为恼怒，结果“卫温、诸葛直皆以违诏无功入狱，诛。”其实孙权对这次失败的行动才负有最大的责任。不做起码的生存打算，没有一个持久坚持的计划，是其失败的根本原因。在对当地民情一无所知的情况下，急功近利，掳其人口，太过粗暴和不计后果。
中国官方第一次对台湾的接触，就以这样的结局收了场。不过吴国丹阳太守沈莹，根据归还将士和夷洲土著的描述，作书《临海水土志》。此书揭示了台湾土著居民与大陆百越人民具有同根同源的文化渊源这一史实，还从地理方位、气候物产、地形民俗等许多方面，对台湾的自然和人文面貌，做了一次详细的介绍。《临海水土志》是世界上描述台湾情况的最早文字。
三国时期的吴国，水军战力傲视群雄，已经能建造高五层、张七帆、可载人的巨型战船。就造船和航海技术而言，已经领先于当时的世界。这也为吴国开展大规模的海外贸易奠定了基础。孙权曾令东吴水军（称海军也可）三次北通辽东，开辟了经东海至辽东和朝鲜的航线。当时倭国与东吴也应有贸易联系。除了上文的“亶洲传闻”外，近现代以来，在日本当地出土了东吴时期的铜镜，并且日本史书中把东吴以后的东晋人和南朝人，一概称为“吴人”。公元年，孙权派出三万人的舰队，抵达海南岛，重新恢复东汉末年以来对那里的统治。吴国交州刺史还派将官康泰和朱应，出使林邑国（今越南中部）和扶南国（今柬埔寨）。是我国最早的官方通航东南亚诸国的记录。康泰和朱应二人根据自己航行南海的经历和听闻，各著有《吴时外国传》和《扶南异物志》，被后世史家所引用。据称里面所记国家达一百二十多个。在《吴时外国传》中，康泰称：“从加那调州，乘大海船，张七帆，时风一月余，乃入秦，大秦国也。”说明当时的东吴已经掌握了从南海岛国出发，航行一个多月，就可到达罗马帝国（应是罗马帝国的埃及部分）的航海技术。可惜这两本书在赵宋王朝以后失传，康泰和朱应二人以及东吴其他人士的具体航行记录，也就无从查找了。
为了纪念康泰和朱应的航海功绩，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地名委员会将我国南沙群岛西部的两处暗礁，分别命名为康泰滩和朱应滩。年，我国在康泰滩建立NS99—57科学考察站，并驻扎人员，使之成为我国在南沙群岛有人驻守的最西端领土。
[1]除文中注明外，以下引文出自《三国志》
